1938年4月30日，在香港开往梧州的一艘客船上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读罢皖西青年李宗邺编《满江红爱国词百首》新书后，欣然为其题跋，称赞“编者用意甚深，考证及小传尤嘉惠读者不少”。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浴血拼杀之际，次日，黄炎培以《对日抗战》为题，吟成《满江红》一阕，附之跋后。这首词后以《读李宗邺编<满江红爱国词百首>，既成跋语，缀以一首——<对日抗战>》为题，收入《黄炎培诗集》。述及词人入选标准，黄炎培直言道：“人选则依考证所悬标准，龚鼎孳微有可议。”
李宗邺系皖西金寨人（当时属霍邱），与作家蒋光慈同乡又是同学，五四爱国运动中崭露头角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后，李宗邺着手选编一本慷慨悲怆并经历代流传的《满江红》爱国词，以张扬民族精神，同心抵御外侮。以南宋岳飞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满江红》“怒发冲冠”打头，原打算选300首，后因选取条件严苛，只从中选定100首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夜，这本题为《满江红爱国词百首》的书稿编定，稍后作为商务印书馆“学生国学丛书”之一种出版。书中选了宋朝岳飞、文天祥、陈亮、辛弃疾，明朝张煌言、钱肃乐，清朝苗沛霖、丘逢甲，近代秋瑾、田自耘、胡汉民等词作，也选了一些文人词作，而被黄炎培认为“微有可议”的龚鼎孳一人独占2首。
话说在明末清初文坛上，合肥人龚鼎孳（字孝升）绝对是盟主般的存在。当时龚鼎孳与钱谦益（牧斋）、吴伟业（梅村）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，诗词绝佳，追随者众。顺治十三年，龚鼎孳遭贬出使广东，吴梅村赋诗纪行，诗中有“我持半勺君一斗，我吟一篇君百首”之句，盛赞龚鼎孳才华横溢。钱谦益也说：“吾友孝升，今世吟坛之渠帅也”。
然而，诗人也有至暗时刻。甲申年崇祯帝吊死煤山，明王朝灰飞烟灭。作为大臣龚鼎孳没有为朝廷殉葬，后来又在清朝做了官。士林耻笑其“闯来降闯，清来降清”。而在当时，士大夫明亡后仕清者甚多，“江左三大家”钱谦益、吴伟业与龚鼎孳无一例外。
无论在明在清，龚鼎孳以敢言著称，多次为民生疾苦上疏朝廷，力陈赈灾减税之策。顺治十七年七月，江淮大旱，龚鼎孳据实奏疏道：“即以臣郡庐州论，连岁旱魃为虐，赤地千里。飞蝗蔽于中野；湖泽枯而生尘。……禾苗尽槁，牛乏可饮之水，贱鬻可供庖厨。人当垂绝之时，吞声而啖糠秕……”《嘉庆合肥县志》收录龚鼎孳3件与乡邑民生有关的奏疏，铭记史册。
作为前朝大臣，龚鼎孳心底那种亡国之痛不时在诗词中有所显露。在民族英雄岳飞墓前，他仿佛听到耳边战马的嘶鸣，看见奸佞东窗下的计谋勾当，胸中激起满腔悲愤：“金牌愤，风波雪。社稷事，东窗灭。叹一堆黄土，河山顿缺”。哀国破，哀岳飞壮志未酬，也是哀自己随波逐流。
在拜祭于谦的《满江红》词中，龚鼎孳同样慷慨激昂：“弓鸟恨，须臾雪。徐石辈，纷纭灭。视大名诸葛，旂常无缺”，对大义凛然、置奸佞陷害于不顾的于谦表达追慕之情。龚鼎孳这两首《满江红》，用的都是岳词韵，铿锵激昂，极富感染力。或许这也是龚鼎孳两首词最终入选《满江红爱国词百首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李宗邺在书前附有入选词人小传，在“龚鼎孳小传”中，李宗邺略述龚明亡后仕清后对龚有一句定评：“诗词时露亡国之痛，殆属有思想无节义之词人。”此前即1935年，李宗邺选编6册《注释中国民族诗选》，第1集爱国诗中选有吴伟业的诗，在“吴伟业小传”中李宗邺写道：“故国西风，泪痕满纸，梅村入清，时有亡国之痛，文人有此，胜洪承畴远矣。”可见，在李宗邺看来，同样仕清，身不由己而时有“亡国之痛”者可以谅之。
黄炎培先生对龚鼎孳词入选并无异议，只是感觉“考证所悬标准”过于严苛。李宗邺收到黄炎培所作《跋》之后，再版时全文附在书末。这样，加上黄炎培新作《满江红·对日抗战》，这本《满江红爱国词百首》从南宋跨越到全面抗战爆发，悠悠八百年，100首也变成101首。
查看更多